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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辩护

如何区分贿赂与劳务报酬

作者:原创 发布于:2019-09-03 23:27:43 点击量:302

如何区分贿赂与劳务报酬

作者丨唐青林 李舒 耿昊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专门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往往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行业经验,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供一定的劳务,并获得相应的报酬。但是,当请托人以提供劳务报酬的形式向国家工作人员输送贿赂,买卖权力和买卖服务两者相交织时,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的这笔资金的性质就会产生疑问。应当如何认定相关资金的性质,如何区分贿赂和劳务报酬,本文尝试通过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李潮洋受贿案【(2018)皖04刑终2号】,探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规则。 【基本案情】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潮洋,男,汉族,1956年12月3日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汉族,硕士研究生,系安徽广播电视台下属安徽华星传媒投资有限公司原总经理,住合肥市蜀山区。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一、2008年初,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中心准备拍摄电视剧《三国》,具体承制方为北京东方恒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安徽广播电视台有意参与投资合作,并安排时任五星东方公司负责人李潮洋负责这个项目投资合作商谈事宜,与时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中心主任杨某1接触。2008年9月16日,李潮洋代表五星东方公司与北京恒和公司签订《三国》电视连续剧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五星东方公司投资人民币2000万元,享有15%的年固定回报率(两年固定回报率30%)及以“安徽广播电视台”的名称拥有该剧的出品方、摄制方之一的署名权。2008年11月5日、2009年6月9日,安徽广播电视台先后两次与北京恒和公司、东阳三尚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签订电视剧《三国》播映权合同,最终以总计3603.6万元价格购买该剧的首轮播映权(另江苏、东方、天津电视台同时购买了首轮播映权)。2010年2月,李潮洋作为该剧的主办方之一的单位代表到北京参加《三国》电视剧研讨会。期间,杨某1为了感谢对李潮洋在投资拍摄《三国》电视剧过程中给予的帮助,邀请李潮洋到其在中国传媒大学办公室里坐客,并以剧本修改费的名义送给李潮洋10万元。
二、2011年初,东阳紫骏长河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准备拍摄电视剧《乱世佳人》,为了让安徽广播电视台参与投资并回购该剧,该公司总裁曹某1多次找李潮洋帮忙。2011年4月19日,李潮洋代表安徽华星公司与东阳长河公司签订《乱世佳人》投资合作合同,共同投资、筹备、摄制、发行电视剧《乱世佳人》,安徽华星公司投资800万、享有按投资总额20%的标准获取固定收益,对该剧的完成片及片尾署名拥有审查权,安徽广播电视台享有优先购买权。在双方合作过程中,曹某1向李潮洋表示其名下的东阳紫骏鑫玉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准备拍摄《烽火佳人》电视剧,希望李潮洋给予投资及购片上的关照。2013年4月18日,李潮洋代表安徽华星公司与东阳鑫玉公司签订《烽火佳人》投资合作合同,共同投资、筹备、摄制、发行电视剧《烽火佳人》,安徽华星公司投资800万、享有按投资总额15%的标准获取固定收益,对该剧的完成片及片尾署名拥有审查权,安徽广播电视台享有优先购买权。前述二部电视剧制作完成后,安徽广播电视台分别于2011年11月5日、2013年9月22日与东阳长河公司、东阳鑫玉公司签订两部剧的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回购了这两部剧,并在安徽卫视播出。为感谢李潮洋的大力支持与关照,曹某1分别于2011年6月、2012年4月在李潮洋的办公室以剧本修改费的名义送给李潮洋共计50万元。
三、2011年2月,上海艺甲天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准备拍摄电视剧《文家的秘密》,为了让安徽广播电视台参与投资并回购该剧,该公司总经理瞿某多次找李潮洋帮忙。2011年11月1日,李潮洋代表安徽华星公司与上海艺甲公司签订《文家的秘密》合作投资摄制合同书,安徽华星公司投资500万、按投资额的15%获取固定收益,且享有随时了解该剧具体情况的知情权和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安徽广播电视台享有优先购买权。该剧制作完成后,在李潮洋的推荐下,2014年10月13日,安徽广播电视台与上海艺甲公司签订《文家的秘密》电视剧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以452.1万元的价格购买该剧。为感谢李潮洋在投资和回购该剧上的支持与帮助,瞿某于2012年3月在合肥元一希尔顿酒店其入住的房间内以剧本修改费的名义送给李潮洋30万元。
四、2011年6月,东阳宏岳金骁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准备拍摄电视剧《老男孩》,为了让安徽广播电视台参与投资,该公司总经理邹某多次找李潮洋帮忙,并希望李潮洋在剧本上把把关。2012年8月邹某与李潮洋签订剧本策划(编辑)劳务聘任合同,在北京歌华天元大酒店送给李潮洋15万元。同年12月20日,李潮洋代表安徽华星公司与东阳宏岳公司、大连天歌公司签订《老男孩》合作投资摄制合同,约定三方共同投资、筹备、摄制、发行电视剧《老男孩》,安徽华星公司对该剧的剧本、导演、主要演员、完成片及片尾署名拥有审查权,安徽华星投资300万、按投资额的15%获取固定收益,且享有随时了解该剧具体情况的知情权和重大事项的参与决定权,安徽广播电视台享有优先购买权。后因其他原因致使该合作协议未实际履行。
五、2012年2月,浙江华谊兄弟影业投资有限公司准备拍摄电视剧《我们的生活比蜜甜》,为了让安徽广播电视台参与投资并回购该剧,该公司事业部总裁杨某2多次找李潮洋帮忙。同年9月13日,李潮洋代表安徽华星公司与浙江华谊公司签订《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合作投资摄制合同,约定双方共同投资、筹备、摄制、发行电视剧《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安徽华星公司对该剧的剧本、导演、主要演员、完成片及片尾署名拥有知情权,其书面合理意见,对方应酌情采纳,华星投资500万,享15%固定收益,且享有随时了解该剧具体情况的知情权,安徽广播电视台享有优先购买权。为了感谢李潮洋在合作投资上的支持与帮助,以及寻求希望李潮洋在电视剧回购上帮其积极争取,杨某2于2012年9月的一天在李潮洋入住的北京的一家酒店房间里以剧本修改费的名义送给李潮洋10万元。
辩护人提出:1.一审判决认定李潮洋以剧本修改费的名义收受贿赂,属认定事实错误,李潮洋是所涉电视剧的创作者之一,修改电视剧是其个人劳务活动,其收取的款项系其应得剧本修改费;2.李潮洋没有为相关电视剧制作单位谋取利益,也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3.李潮洋有专长、有能力提供个人创作性剧本修改劳务,依据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规定有获取剧本修改报酬的权利,作为全国“十佳制片人”,李潮洋在涉案电视剧创作过程中是名副其实的制片人。
对上诉人李潮洋及其辩护人关于李潮洋没有受贿,其所收受的115万钱款是剧本修改费,是李潮洋合法所得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华星公司的工作流程记载,公司总经理主持召开双方人员参加的剧本修改讨论会,形成修改方案,全程跟踪,证实了李潮洋有修改剧本的职责和义务,其不应当再收受所谓的剧本修改费。证人杨某1的证言证实,其是以剧本修改费的名义送给李潮洋10万元,李潮洋确实对剧本提出了修改意见,还挂的电视剧《三国》的制片人,但李潮洋是受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指派,参与《三国》合作投资事宜,其所有行为均是代表安徽广播电视台履行职务行为,且双方的合作协议中并无给他报酬方面的约定。证人曹某1的证言证实,安徽广播电视台回购两部电视剧。李潮洋对其的帮助非常大,为感激李潮洋,才给李潮洋送的50万元。另外其也想和李潮洋处好关系,希望以后能与安徽广播电视台多进行合作拍摄电视剧。证人瞿某的证言证实,其送给李潮洋30万元,主要是感谢李潮洋给予其资金上的支持和帮助;另外在李潮洋的引荐下,安徽广播电视台购买了电视剧,帮其回收了一些成本,同时也是想和李潮洋处好关系,希望以后能与安徽广播电视台多进行合作拍摄电视剧。证人邹某的证言证实,其送李潮洋15万元主要是为了与李潮洋处好关系,通过李潮洋与安徽广播电视台建立起合作关系。李潮洋在《老男孩》剧本创作过程中确实提供了一些建议和修改意见,但这是李潮洋份内的工作。证人杨某2的证言证实,其送给李潮洋的10万元,说是给的剧本修改费,但“剧本修改费”只是给李潮洋送钱的名义。给李潮洋送钱主要是感谢李潮洋在合作中对其的帮助,希望以后能与安徽广播电视台建立起长期合作拍摄电视剧的关系,同时希望在李潮洋的帮助下让安徽台能购买这部电视剧。以上证据能够证实李潮洋是以剧本修改费的名义收受杨某1等人所送的115万元。以上大额款项全部是以现金方式支付,明显不属于正常的劳务报酬支付方式。在国家反腐力度不断加大的态势下,李潮洋担心自己被查,于2014年1月分别退还杨某2、曹某1钱款,其余钱款仍然没有退还。同年8月,李潮洋听闻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在调查安徽广播电视台相关人员后,才将余下钱款退还给瞿某、邹某、杨某1。李潮洋退款的经过,亦可证实李潮洋明知其是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不是合法的劳务报酬。
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李潮洋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违反国家规定,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受贿罪,依法应予处罚。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关于李潮洋无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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